财政投融资是什么 财政投融资

hello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以下的问题，财政投融资是什么 财政投融资，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财政投融资是指财政部门通过债券发行、专项债券、PPP项目等融资方式，获取资金用于公共项目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它是财政部门支持国民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手段之一。

财政投融资能够有效解决财政资金短缺的问题。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增加。单靠财政预算往往难以满足这些需求。通过财政投融资，可以引入各类资金，弥补财政资金的不足，实现公共项目的顺利推进。

财政投融资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通过开展融资活动，财政部门能够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到公共项目建设中来。这样可以实现资源的多元化配置，提高项目建设的综合效益。由于融资项目通常会与专业金融机构合作，可以借助其专业经验和管理能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项目风险。

财政投融资还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公共项目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材料，这进一步刺激了就业和经济增长。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升，能够改善社会生产和生活环境，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和民生福祉提升。

财政投融资也存在一些挑战和风险。融资活动涉及到资金来源和项目收益的匹配问题，需要谨慎评估和风险管理。监管和评估机制相对薄弱，容易出现财政资金管理的不透明和滥用问题。不同地区和项目之间的发展差异，也需要统筹协调，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

财政投融资在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以及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确保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和项目的可持续发展，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管和评估，注重风险管理，确保融资活动的稳定和可持续性。

财政投融资是什么 财政投融资

财政投融资是指政府为实现一定的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目标，通过国家信用方式把各种闲散资金，特别是民间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统一由财政部门掌握管理，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不以盈利为直接目的的前提下，采用直接或间接贷款方式，支持企业或事业单位发展生产和事业的一种资金活动。也就是指政府为了加强宏观调控，以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为目的，运用信用手段，直接或间接有偿筹集资金和使用资金的政府金融活动。财政投融资是一种政策性投融资，它既不同于无偿拨款，也不同于一般商业贷款。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财政投融资的目的性很强，投资范围要严格的限制；（2）财政投融资资金的使用，具有鲜明的公共性，追求的是社会效益的最大化；（3）财政投融资的资金来源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所谓一般财政投资是政府的各级财政部门，根据财政预算投资计划无偿拨给企业用的专项资金。这种投资形式多半用于国有企业，其特点是专款专用；二是要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三是用财政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等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四是无偿性，不需要企业偿还，如果有结余要上缴财政的，资料参考首华国际。

财政投融资制度的实施会加大对财政的资金压力

编辑 王延春 近期，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在第五届财政与国家治理论坛暨《财政研究》创刊40周年研讨会上发表讲话称，中国的“财政收支矛盾异常尖锐，财政压力不断加大。从中长期来看，受疫情冲击、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以及全球经济下滑的影响，预计未来五年我国财政收入总额将呈低水平运行势态，而财政支出压力仍然较大。可以说，财政困难不只是近期、短期的事情，中期也会非常困难。” 对于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楼继伟在演讲中表示，“十四五”时期，多数省市的债务可持续性堪忧，粗略计算，大约四分之一的省级财政50％以上的财政收入将用于债务的还本付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仅影响了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而且累积了财政金融风险。 楼继伟的上述发言，引发了人们对未来中国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 来自财税部门的数据显示，2020年财政税收增速创半个世纪以来新低。2020年财政收入增速为-3.9％，为1976年以来的最低增速；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84.4％，增速为-2.3％，为1969年以来即半个世纪以来最低增速。2020年社保收入中有超过2万亿元来自一般公共预算补贴收入，占社保收入的28％，占财政支出的8.7％。 财政运行体制存在的问题如何进一步厘清？如何防范和化解财政领域的风险？财政危机离中国还有多远？为探寻政府债务问题的治本之道，《 财经 》杂志近日邀请了联办 财经 研究院专家、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建银国际董事总经理兼宏观研究主管崔历进行了讨论。 依靠一般预算收入补贴社保缺口的做法难以维持 《 财经 》：当前财政领域比较突出的矛盾和困难是什么？ 刘元春： 从全世界来讲，财政领域的核心问题是积极财政政策所带来的债务问题。从中国来讲，目前虽然政府的债务风险不是非常大，但债务的结构性风险比较突出，集中体现在地方政府显性隐性债务风险高、基层政府财政运转困难两个方面。这两个核心问题与整个财税体系有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第二，财权与事权之间不匹配；第三，财政的功能定位需要改进。财政体系目前处于一个大转型、大改革、大调整的时代，肩负着前所未有的主导性的作用，因此会出现相应的效率问题和公平问题。财税体制改革是今年的改革重点以及“十四五”规划重点，但财政领域的利益关联广泛，改革尤其困难，要有基础性、根本性的改革更困难。 许善达： 政府的各种债务增长很快，利息支付和到期后的本金偿还会给一般预算收支带来很大压力，财政收入的增量调整空间正逐步缩小，动用国有资本存量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2017年末，国务院印发的《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指出，划转比例统一为国有资本的10％。 从当前的财政困难情况来看，靠一般预算收入来补贴社保缺口的做法难以维持，必须用国有资本的存量解决社保缺口，但是只划10％肯定是不够的。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增加国有资本划拨，而是首先要研究已经划拨的部分如何能够替代财政的一般预算支出。现在国有资本的权益处于备用状态，并没有实际进入社保收支体系。 目前还是需要打通这个渠道，使备用的国有资本权益资金替代一般预算支出，进入社保的实际收支，如果不够再追加划拨的比例。如果这项改革能快速推进，对调整财政格局将会有很大推动，对防范财政风险也将会有很大帮助。 中央、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补贴给社保的体制不能再继续了，要加大社保体系改革，尽快实现全国统筹，用国有资本权益逐步减少一般预算补助。同时尽力提高社保基金收益。 《 财经 》：在当前财政收支压力下，是否还要继续对企业减税降费？ 许善达： 中国企业税制的竞争力低于美国、欧洲和日本，这一点在高 科技 、重资产企业上面表现得最为充分。未来中国的发展主要靠高 科技 、重资产企业跟外国企业竞争，需要通过税制的进一步改革，提升这些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对先进制造业企业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这是提高中国企业税制竞争力的重要决定。这项政策实际上不是在减税，而是在推迟纳税时间，减轻企业财务负担，降低资产负债率，减少利息支出。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降低，上市公司的股价就会提高。减少利息支出，企业成本则会降低。最典型的企业是清华紫光旗下的武汉长江存储，如果留抵税款都改为退税，紫光集团可能现在不至于债务违约。 刘元春： 今年减税降费主体依然是中小企业，对于小额纳税主体，进一步提升起征点，对税率也进行了下调。今年的减税降费突出结构导向、创新导向等，已经逐步从去年的应急救助转向战略导向，逐步形成常态化。 “十四五”期间很重要的一个战略导向就是怎样扩大有效需求。从这个战略基点来看，持续的大幅度的减税，在中国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条件下，更有利于供给侧和生产端，而不是有利于消费端。应当从总量性的减税转向结构性的减税。 防范地方债务风险需化解地方财权事权匹配难题 《 财经 》：如何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包括显性和隐性债务风险？ 朱海斌： 2020年中国经济恢复很成功，但是全 社会 非金融部门债务水平提升非常快。去年中国的债务水平提升了25个百分点左右，尤其是政府债务上升速度非常快。涉及到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去年疫情后有一定程度的恶化。除了预算内的专项债规模大幅调高，预算之外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举债也是大幅增长。 崔历： 我国政府整体负债率较低，但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较大。需要解决包括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匹配、国有资产盘活等结构性问题。 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一是需控制地方债务率，确保地方举债和财政收入、项目收益等相匹配；二是推动平台公司转型，减少隐性债务风险。不具备融资能力、自主经营能力的平台可能会逐渐被兼并重组、注销；而具备融资能力，运作良好的平台，将会顺应下一阶段城镇化、区域化发展趋势，继续担任地方发展的重要融资和国有资产运营平台的角色；三是健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体系，提高地方财政应对风险的能力。 刘元春： 解决隐性债务要加强监管，进行阳光化、法治化、透明化管控。要调整财税体系。由于过去事权和财权不匹配，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金和罚没收入等来进行弥补，因此土地财政成为了地方财政的一个核心来源，但现在土地收入收缩，传统税基提升不起来，转移支付控制的力度增强，资管新规和投融资平台严控之后，最后发现地方政府必须通过一些所谓的“创新”来规避监管，来完成其所承担的大量刚性支付功能。 很多改革在这样的利益体系下，好改革变成了坏招数，比如出现了假PPP、类REITs等，可以说是防不胜防，因为在财政压力下，地方政府根据法律进行“创新”的内生冲动难以抑制。治本的方法，包括转换地方政府职能、进行财税体系的重大改革、改进地方官员考核、加强数字化监管等。 与此地方政府体系自身面临着很庞大的改革。第一，基层行政机构冗员问题。第二，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地方行政体系需要进一步的瘦身健体。 地方政府与地方国企还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勾兑现象，催生了地方封闭、市场分割、利益输送等行为。要通过地方国企改革和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打破地方政府与地方国企之间的利益链接。中国应当做强做大有国际竞争力的央企，但是不应当每个县都有国企。这不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打破政府和国企的利益捆绑。 硬化地方国企的预算约束也是关键。要调整地方国企的业务规划，不符合战略发展方向、没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该淘汰的一定要淘汰。债务违约问题集中体现在地方国企，一些地方僵尸国企成为了吸金黑洞，这个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 《 财经 》：如何节约财政成本、提升支出效率？ 许善达： 一些直达的扶贫资金从中央直接拨到县，不经过省市两级财政，减少了省和市两级政府对中央扶贫资金的滞留，提高了财政效率。在财政收支管理技术方面，仍有很多可改进的地方。政府各部门、财政局等可以利用网络和信息化手段提高管理效率，降低成本，节约财政支出。 朱海斌： 一是支出要从预算外向预算内调整，近几年中国的专项债规模每年都在扩大，其实是好事，反映了一些预算外的项目转移到预算内，变得更加透明。二是加强支出信息的公开透明度，加大外部监督力度。未来政府职能要变化，从更多参与生产投资活动变为服务型政府。政府的信息公开，接受体制内外各方监督，也是有待改善的领域。 当年的土地财政收入应由未来多年的支出来匹配 《 财经 》：有人担忧财政危机现象，如何避免中国一些地方出现明显的财政困难？ 刘元春： 现在谈财政危机言之尚早，在中国肯定是不会出现的。只要能遵循科学规律进行财政监管，就能够有效控制风险。中国政体决定了政府的自我调整能力很强，整个体系的转换非常快。中国的经济制度决定了全国一盘棋，中央政府手中能掌握的资产很庞大。要进一步强化良好的财政管控、监督体系。 《 财经 》：怎样看待今后财政政策的主要发力点？ 朱海斌： 财政政策今年不仅要呼应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和正常化，还要和未来中长期经济结构转型结合起来。财政支持的方向，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和项目相关。财政对于特定领域的投资非常重要。公共投资可以为未来数字化经济、技术创新、5G和新基建等提供有力的支持。 相当一部分政府投资可能通过PPP，鼓励 社会 资本参与，政府起到引导作用和参与合作。在基建投资、环保和绿色投资等方面，中长期的投资需求是巨大的，但仅仅靠公共投资无法满足，而且公共部门投资的效率也存在问题。怎样把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投资更好地结合，通过政府引导和支持，再加上私人部门的效率、商业可行性评估，仍然有改善的空间。 现实情况是，盈利性好的项目私人部门并不需要政府发动就有意愿去投资。进入PPP的项目大多是一些投资期比较长、回报率相对比较低的项目，如果政府有能力给予支持，如政府购买和有些收益的保证，可能 社会 资本会愿意参与。但如果地方政府财力有限，那么私人部门的投资意愿仍然不足。另外在PPP里面，风险承担往往会是问题，在一些情况下，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的风险。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的操作上的规范。 财政以往做得不太够的方面是在 社会 服务和保障方面，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民生保障和社保体系方面做得不够，需要加强。2020年针对疫情后的弱势人群的失业救济、各种形式的财政支持，中国和其他国家比力度明显偏小。政府要继续增加民生、社保、医疗、教育等方面的财政支出。 许善达： 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很像是一个董事会，最主要的职责是招商引资。中国地方政府承担发展经济的责任在全世界是最突出的，其对经济推动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发展是依靠投资的拉动，投资是地方政府增加收入的主要渠道，投资才有税收、就业。很多地方领导人负责抢项目、抢投资，但是也可能遇到假项目，一些人利用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骗取资源、土地和设备。在中国投资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下，项目风险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 财经 》：如何降低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 朱海斌： 谈到土地财政，首先要承认它在过去20年的房地产市场、基建改善和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一些负面效应也日益凸显。去年的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超过8万亿元。现在很多讨论集中于如何找到替代土地财政的收入来源，比如热议多年的房产税。但是这些讨论过度关注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而相对忽视了政府支出方面需要大的改进。 土地出让金对应的是未来70年的地租收益，一年的土地财政收入应该由未来多年的支出来匹配，而不是当年内就把当年的收入都用完。现实情况是土地出让收入往往当年就被花完了，而且形成持续性的刚性支出需求。一旦某一年土地财政收入大幅下跌，马上就会出现地方财政的问题。土地财政的改革要严格规范土地出让金（以及更广泛的财政支出）的使用和监督，要专款专用、支出透明、引入内外各方面的监督。 许善达： 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还会持续下去。中国当前处于城镇化的过程中，人员向城市流动性较高，对城市住房的需求就会很高，需求高则房价不会下降。而农村和乡镇的居民住房会过剩，早晚会淘汰一批。居民对住房的需求在持续增长，一些地方政府通过限价等行政性手段来抑制房价，肯定是抑制不住的。还是需要在供求关系上进行调整，增加住房供给，特别是保障性住房供给，房价压力就会随之降低。只要房价有上升的空间，土地价格就有上升的空间。 财政体系改革需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 财经 》：中国财税体系的改革应当从哪些方面突破？ 许善达： 对于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中国的领导层已经明确了改革的方向，现在要加快具体实施方案的设计，这也是化解财政风险的治本之道。当前一般预算压力很大，如果进一步给企业降低税负，债务风险较大。用国民财富存量（国有资本）替代国民财富增量后，一般预算将会有更大调整空间，调整后的财政补贴可用于降低企业税负和偿还政府债务，重新进行资源配置。 刘元春： 第一，在总体债务率可控基础上存在结构性风险。目前结构性风险主要体现在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关系上。当前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很明显，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来，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配置存在着冲突。只能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但依靠转移支付体系，很难适应中国未来的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 第二，转移支付的模式有待改进。专项转移支付规划是否合理，一般转移支付量是否足够大，以及省级财政与基层财政之间的贯通问题。省级财政在转移支付中是区域统筹的枢纽，其是否能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进行资源配置，是否能根据地方政府运转的新时代的要求来进行调整，这里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去年疫情时期建立的财政直达机制常态化是体制性的大调整，加强了转移支付的渗透，同时保证基层政府的平稳性和连续性。 第三，财政的区域统筹是否严格按照行政板块进行统筹，其涉及功能、定位问题，现在的区域统筹按照行政板块统筹，和区域功能、定位之间存在着冲突，即结构性问题全面凸显。 第四，财政体系不能完全适应新的时代发展。从收入的角度来讲，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收模式不可持续，要考虑适时推出房产税、遗产税等。大量的新业态、新模式、新部门全面涌现。税基要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移，最明显的就是平台经济，甚至成为了避税漏税、财富转移的枢纽，还有一些大规模跨国公司的建立，导致税基弱化。 第五，中国的税收成本很高，但在信息化时代，现代化的税收体系并不需要那么多人员和成本。 目前财政改革一定要抓住窗口期，特别是基层政府财政运转困难的窗口期。当前的核心问题是财税改革没有找到突破口，没有构建出一个可实施的科学路径，应当抓住目前财政所凸显的系统性问题，寻找改革路径。 《 财经 》：如何更好地利用专项债来支持经济发展？ 崔历： 一是坚持专项债发行以项目为主导：专项债要求项目按照自身收益与融资能够自求平衡。从2020年的数据来看，发行最多的省份为广东、山东和江苏，均超过2000亿元。预计专项债继续倾向重点项目多、风险较低的地区。发达地区的省份未来发行专项债和投资的空间更大，从收益角度讲更可持续。 二是适当扩大专用债使用范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今年专项债将会“合理扩大使用范围”。放宽行业领域、创设新品种，适量增加地方发债的自主性可减少资金沉淀，提高投资效率，推动地方投资。 三是提高专项债发行市场化水平：完善信息披露体制，推动债券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使债券利率合理反映地区差异和项目差异，有利于提升债券流动性，支持地方政府融资。 四是加强债务管理：统筹管理地方政府的资产和债务，同时加强对专项债项目的全周期监管，保持地方债务的可持续性。 刘元春： 如果大型项目建设债务资金跟不上，可能会成为烂尾的项目。要保证财政有稳定性、连续性和可持续性。投资方面，基础性和产业项目的投资，其盈利能力还不错。但是要警惕地方新一轮的经济泡沫、基建泡沫已经开始出现，则在专项债方面不宜过度膨胀，同时要保证原来的战略性项目布局。 从政府的投入来看，核心点还是要提高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民间投资每年占投资总额的60％。政府要做一些基础性、引导性和战略性的工作，降低资源配置的扭曲，提升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帮助中小民营企业渡难关。

财政投融资是什么

财政投融资是指政府为实现一定的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目标，通过国家信用方式把各种闲散资金，特别是民间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统一由财政部门掌握管理，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不以盈利为直接目的的前提下，采用直接或间接贷款方式，支持企业或事业单位发展生产和事业的一种资金活动。财政投融资是一种政策性投融资，它不同于一般的财政投资，也不同于一般的商业性投资，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新型的政府投资方式。 财政投融资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配置资源的重要实现途径，在促进经济有效增长、调整和改善经济结构、强化宏观调控能力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功效。我国财政投融资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进入80年代以后得到迅速发展。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渐完善和公共财政框架的逐步确立，原有财政投融资体制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对其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大大增强。 财政投融资的作用与目的　　财政投融资的根本作用在于充实社会先行资本，填补财政预算无偿投资和一般商业金融投资的空白财政投融资的特点在于既体现政府政策取向，又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信用原则组织经营。财政投资的主要领域是准公共产品，这类产品若完全依赖财政无偿投资，因财力有限势必出现“瓶颈”制约 ，供给不足；若完全依靠企业筹资，银行融资，因准公共产品“效益外溢”的特点，供给更加不足甚至无人投资。所以在私人产品与私人投资、纯公共产品与财政无偿投资大体对应平衡的情况下，财政投融资介于二者之间 ,填补了准公共产品投资的空白。 财政投融资的目标是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建立对企业和商业银行的诱导机制，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财政投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表现为短期内“数量增加”，更表现为长期内“质量的提高”。1996年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基本解决，结构调整的问题更加突出。我国预算内财力贫乏，而财政投融资作为一个投融资体系，直接把资金引入优先领域，形成一种“财政投融资先行—商业银行投融资跟踪—企业投资随后”的连锁反应机制。 我国财政投融资的现状和问题 　　(一) 融资渠道单一，融资范围狭窄 我国财政投融资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财政，包括各项财政周转金、预算执行中的间歇资金、专户储存的预算沉淀资金以及行政摊发的国家债券或金融债券，既缺乏市场性融资手段，又不能适应市场的进程，适时地吸收邮政储蓄、社会保险基金和借助于一些社会财力，甚至一些应纳入财政投融资范围的资金也没有到位。 (二)财政投融资管理体系不健全 由于缺乏全国统一领导、规划，财政投融资管理比较散乱，不成体系。主要表现在:（1）财政投融资的机构名目众多，既有财政信用机构，又有财政部门内设的诸如农财处、行政处等业务机构，还有政策性银行，形成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局面，缺乏一个统筹资金、协调行动的管理机构。（2）财政投融资管理混乱，缺乏严格的计划与法制管理。 (三)财政投融资与商业银行投融资界限不清，也缺乏法律上的依据 一方面财政投融资范围界定不严，一些本应通过市场融资的项目却通过财政投融资筹措资金，从而扭曲了资金结构，损害了金融业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过分扩张投资性贷款，投资资金过分依赖银行，这不仅加剧重复建设和结构失调，还会导致银行不良债务急剧上升而阻碍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 (四) 财政投资不规范 在许多财政投融资项目上，有偿资金往往无偿使用，资金投放前缺乏全面科学的可行性分析、成本效益分析，工程建设中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项目结束后也不进行评估，往往是“说投就投，一投了之”，使财政投融资无法维持自身“融资——投资——还款”的良性循环。 (五)企业在投融资领域作为市场主体的地位还未确立，其自主权未能得到很好落实 当前，投资的决策权都在各部门、各地区的行政机构手中，政府行政部门审批投资项目、安排投资计划，对投资项目单位的管理实行以投资项目为中心而不是以企业法人为中心，投资过程中政企不分的状况依然存在，致使一些国有企业缺乏面向市场、适应市场的能力，投资的效益观念和风险意识较差。

财政投融资的基本特征包括

财政投融资的基本特征：（1）它是在大力发展商业性投融资渠道的同时构建的新型投融资渠道。（2）它的目的性很强，有严格限制的范围。（3）它既可通过财政的投资预算取得资本金，也可通过信用渠道获取或融通资金，还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筹措资金，以及从国外获得部分资金。

财政投融资是指政府为实现一定的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目标通过国家信用方式把各种闲散资金（特别是民间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统一由财政部门掌握管理，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不以盈利为直接目的的前提下，采用直接或间接贷款方式，支持企业或事业单位发展生产和事业的一种资金活动。

财政投融资的根本作用在于充实社会先行资本，填补财政预算无偿投资和一般商业金融投资的空白。财政投融资的特点在于既体现政府政策取向，又在一定程度上 按照信用原则组织经营。财政投资的主要领域是准公共产品，这类产品若完全依赖财政无偿投资，因财力有限势必出现“瓶颈”制约 ，供给不足；若完全依靠企业筹资，银行融资，因准公共产品“效益外溢”的特点，供给更加不足甚至无人投资。所以在私人产品与私人投资、纯公共产品与财政无偿投资大体对应平衡的情况下，财政投融资介于二者之间 ,填补了准公共产品投资的空白。

财政投融资是一种政策性投融资

【答案】：C

财政投融资是政府为实现一定的产业政策和其他政策目标，通过国家信用方式筹集资金，由财政统一掌握管理，并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出资（入股）或融资（贷款）方式，将资金投向急需发展的部门、企业或事业的一种资金融通活动，所以它也被称为“政策性金融”。财政投融资是一种政策性投融资，它不同于无偿拨款，也不同于商业性投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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